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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1-16 07:37:23【3409754】
,正是陈先生回南开来接家眷。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,这件事情,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他。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遗憾。开头我要走,他就说,我给大家讲你讲得太多了。你现在要走,我不好说啊,他不同意。所以,这样我就回到南开了。后头不久岭南大学就取消了。我原来在政治系,政治系的系主任,美国教授都走了。中山大学就搬到了岭南大学的地方。我到南开来,还是对的。因为我同岭南、同中山大学过去没有渊源,回南开,我是南开大学的学生,回南开还是对的。南开大学的老师、熟人比较多。“陈序经是比较了解我的人。何廉在我的生活里面起到很大的影响” 后来陈先生又调回南开来做副校长,他管总务。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右派了,我就不敢去看他,怕给他惹麻烦。有一次我跟玻璃匠一道劳动,玻璃匠到他家里去装玻璃,我当然也去了,就见到陈先生。他说你怎么不来看我?我说怕给你惹麻烦。这样才见到他。以后到文化大革命起来,我们就在那儿拔草。有一次陈先生经过,说这草最好是不要拔掉。见过几次面。后面南开大学有一次纪念他的会上,我就发言。他的儿子后面写回忆录《我的父亲陈序经》,给我寄了一本他父亲的回忆录。我在会上,我说我很对不起陈先生,因为他留我在岭南,我不告而别,就自己离开了。我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读书的时候,说是经济,里面有政治学,有社会学,有法律,有各方面的教授。陈先生那个时候是研究所主任,他教我们一个课程叫科学方法论,找我们私下谈过话,同他在南开的时候有点接触,不多。但是他可能还是比较了解我的人。我是很佩服陈先生的。他办事的才能很多,他在华侨里面影响很大。他自己在美国读政治学,得了博士学位以后,又到德国继续深造。他不是过去提倡全盘西化吗?其实他是非常爱国的。在那个时候,很多人都离开中国,到美国去,到台湾去。他还去接任岭南大学的校长,这就是很不容易的。他的案子,后面他的儿子写的《我的父亲陈序经》里面写得非常详细,前后的经过,以及后面给他查清楚。陈序经后来不是在南开大学死的吗?那天早晨,他已经住了很小的房子了。他的夫人出去买菜,回来看到他已经死了。何廉跟我的关系是这样。当初我入学不久,也欢送他走。以后就到七七事变前期,我们1936年到天津来,那时天天头上有日本飞机,地下到处是日本兵,也习以为常了。到了1937年南开要放暑假的时候,方显廷有一次就找我,我不是我们这一届的代表吗?他说你们谁在天津有家?没有家的反正我有饭吃,你们就有饭吃。我们才意识到情况很严重。我们本来第二年要出去考察三个月的。然后回来做论文,这时南开大学培养研究生头一年学五门课。我们另外还有两个同学就请求,说我们能不能提前出去考察?方显廷同意了。他给了我们介绍信、旅费,我们预定是到浙江、江西、湖南三省考察地方财政、地方行政。到了南京住了几天以后就知道南开大学被炸了。我们就去见何廉,问他我们怎么办?何廉说既然已经出来了你们就继续考察吧。这是第二次见到何廉。以后我们走到哪里日本飞机就跟到哪里,考察也不成功,就没有考察成。以后方显廷找我到贵阳跟他一道工作。张群民又找我到行政院跟他一道工作,我就到了重庆。以后何廉在三青团中央团部兼经济处的处长,就找我去做秘书。我这时正式跟他一道工作。做了一年以后他就不做了,我也走了。何廉就把我派到农本处。这就是跟何廉工作的一段。何廉找我到三青团中央团部工作,头一句话就说哎呀,青年总是可爱的。后来我考取庚款,1945年在重庆等候出国,跟李锐一道。何廉生日(何廉住在南开中学里面,那时候叫南余中学)就给他祝寿,我就到他家里去了,他留我住了一晚。在那一晚前,碰到杨石先(他以后做南开校长),杨石先就跟我谈了一个晚上,讲办学的事情。这就是最后跟何廉见面。就是说,是何廉把我录取南开做研究生的,又把我带到南开教书的,他在我的生活里面当然起到很大的影响。“何廉要把西方经济学中国化,引进到南开,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。” 南开经济研究所,那时候何廉要把西方经济学中国化,引进到南开,他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。那个时候北大、清华都没有的,他们只有一个经济系。何廉用的教材都是中国化的教材。比如《何廉李锐财政学》,最近商务印书馆又重新给他出版了,在现代学术名著丛书里面给他出版了。方显廷研究的问题也都是中国经济的问题。《方显廷文集》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,头一本就是中国的棉纺织业。所以他想要把他所学的西方经济学的东西,对中国运用,尤其是改造农村。他在南开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叫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,有燕京,有协和,有金陵,有清华,有南开,几个大学,在山东济宁就搞了一个实验县。我们的头两届研究生就是研究课题,就是为这个实验县服务的。有土地问题,有合作,有地方财政、地方行政,加上一个方显廷的中国经济史。当时是拿美国洛氏基金的钱,我们研究生一个月50块钱的奖金,都是洛氏基金团的钱。洛氏基金团就是Rockwell Foundation,当时是译作洛氏。都是用那边的钱。抗战以后都撤离了。华北农村建设会在贵阳就改为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。在贵州定凡县搞了一个实验县。方显廷找我去工作,就是到这个地方工作。我在大学时学的是行政系,公共行政,它同一般大学的政治系不一样。我们的行政系是政法财经文教都要学,因为你是去做县长,这些东西都得懂。我考经济研究所,学地方行政,地方财政。我考庚子赔款是考行政法,是法律。到了牛津大学,我学的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在一起的一个专业。这些学科,都是通用的。所以,我学的领域是比较广的,有政治、有经济、有法律。欢迎点击进入《大师》访谈汇总页版权声明:本实录欢迎转载。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:腾讯《大师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上一页下一页 [导读]出身贫寒,却获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;解放后被划为“右派”,却在改造期间,翻译了八部共230万字的经济学著作;他70岁开始学习法语、90岁翻译亚当·斯密的《富国论》,100岁撰写《期颐述怀》。 “牛津博士论文的要求,是对知识做原始的贡献。跟国内大不一样。” 在牛津时候的博士论文,当时写的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,副标题是兼与美国和英苏制式的比较。英国的自制领,当时就是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,同这四个国家比较。当时,我做博士论文,想做英国怎么管理经济这个题目。我的导师,他是公共行政的教授,他就说如果你做那个题目,我单独不能指导你,还得找一个经济学的教授指导你。我就怕两个教授指导,谁也不负责,最后得不到学位。所以,我就接受这个教授他给我出的题目,就是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。当时英国有一个教汉学的学者,是英国人。他在重庆多年。他就说你应该做一个中国的问题,许多教授,许多学生目前都做中国问题,这样就能得到学位了。我说我不,我既然过来了,我就做点英国的。我一个中国人去研究英国学问的问题,事后来想,也够大胆的。我论文做完以后,我的导师就介绍我到英国财政部去访问。英国财政部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,它是管理各部的财务、行政,我就提出了20个问题。访问结束了,他就说你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。我就放心了,我这还没有脱离实际。后来我这个论文居然得到了博士学位。因为牛津的博士,我在的时候,只给一半的人,比如说100个人,只有50个人得到学位,还有50个人是得到次一等的学位叫bachelor,相当于硕士。我这个是得到了博士的。所以,还真是不容易。我答辩完了以后,那个时候我不是正要回国吗?英国是导师不能参加答辩的,答辩委员也不是导师请的,是学校里请的,所以他就可以否定你,完全不给你学位。如果是导师请的,导师的朋友,顾他面子怎么也可以给你学位。所以,他就可以有一半人不给你学位。那个答辩委员就说你可以回国了,意思是你得到了学位。我就告诉我那个导师,说得到了学位。他说不一定,我得问问,他马上拿电话一问,说对,是给你学位了。这跟国内大不一样。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。我们都是博导请的人,都是他的朋友,所以没有一个不通过的,都得到了学位。而牛津是一年只给一半的人。所以,他这个博士不是随着可以给的。他的博士论文的要求,是对知识做原始的贡献,适宜于出版。我们国家的博士学位是说你对于知识有深广的了解,那就是说你对已有的知识有深广的了解。他是你对于这些知识,再增加一点,做原始的贡献。所以他的要求比我们的要求高,这是一个特点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导师不能参加答辩。“开头是在政治系,后来政治系取消,就让我办一个财政系。” 我回国以后,开头是在政治系,后来政治系取消,就让我办一个财政系。1949年南开大学解放了,接受军管。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是军管会聘任的。我也是个校务委员,同时又兼天津市财经委员会的委员。解放以后,全国的政治系、法律系、社会学系都取消。南开大学政治系也取消了,南开大学原来我们是政经学院,仿造伦敦学校办的,有七个系八个专业。后来,政治系没有了,我们就改为财经学院,那是解放军的名字。财经学院没有财政系,所以校务委员会就叫我办一个财政系,兼系主任。我就做财政系主任。1949年就成立了。政治系的学生要转到系里来,还有别的系转过来的。从1949年9月起财政系就有一二三四年级。当时一般认为财政系就是政治系改名。我说不对。我说财政系就得像个财政系,你就得教财政课。我就聘了三个教授,当时全国大学的人事是冻结的,不能动,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。我说你让我办财政系,我得请几个搞财政的。所以我就请了陶继侃,李建昌,那是第一班研究生毕业的。他们都是学财政,做财政工作。在国民党财政部里面工作多年。请了一个由美国回来的人,就是这么办了财政系。同时也跟财政部合作。财政部的苏联专家、司局长就到南开大学给学生讲课。我就带着学生到财政部实习。当时也给中国培养了一批财政方面的人才。现在,还在那里工作的还有梁尚敏,现在还在湖北。他也写了很多书。后来因为院系调整了,到1954年,院系调整南开大学财经学院,七个系八个专业统统取消,只留下一个,政治经济学系。就是专教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,其他的都送走了。外贸送到北京,管理送到天津大学,财经送到天津财经学院,统统都取消了。直到后面近几年我们才又办了财政系。就算是原来财政系的恢复,这个财政系的历史够从我1949年算起。“拿整个国家机器的力量对付你一个人,那你没有办法抵抗的。” 我对共产党是有一些朴素的阶级感情的。因为我说过我出身穷,从小就穷,从小就羡慕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我自动离开第三分校,就不再读了,这也算是一段光荣历史。一直到全国解放,那个时候何廉做了两年校长,也走了。临走在建业银行给我留了一点金子,我的护照也在手里。护照管五年,我在英国不只待了三年吗?我完全可以走的。我说我不走,我要在天津迎接解放。我就说共产党来了,我就可以好好工作,为国家做出贡献。所以解放以后,我就主动地接近组织。那个时候龚学堂就代表这个党组织的,我就经常找他看他,我也进了马列主义大学,学了一年学了三门课,哲学、中国革命史、政治经济学,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在牛津大学得的博士学位是40岁,解放以后,这个牛津大学的博士一钱不值了。我说我重新再来吧,又学俄文。我在贵阳工作的时候,曾经进过俄文院校,学了三个月,后来因为到重庆工作,就没有再学了。这下我又自修俄文。俄文,我也翻译了几部书,就是听说都不行,但是能够看得懂,能够笔译。我是很倾向共产党的。所以就想要加入。但是那时候他们不就抓住我的历史问题吗?你是政治大学毕业的,你在抗战时期,在重庆国民政府工作那么多年,这不都是历史问题吗?我就认为,我家里穷,出身贫苦,一生都是靠的公费。1927年我离开第三分校,想跟共产党走,那时候又接不上头。政治大学毕业,因为我是免费读大学,大学毕业我没跟它走。在重庆,国民党政府工作,我是学者从政,是跟南开的老师去的,不是由政治大学这条路去的。而且那个时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,我说我认为不算是历史问题。后来反右派,就搞成右派历史反革命。最后右派平反,而且我也入了党,就表示我这个看法还是对的。但是当时,我觉得拿整个国家机器的力量对付你一个人,那你没有不粉身碎骨的,你没有办法抵抗的。所以,当时我就说,历史问题就摆在那里吧,所以我就拼命地工作,我是劳动人民培养的,我靠的是公费,我总得做点事情来报答。所以那20多年,我并没有消沉,而是积极工作。欢迎点击进入《大师》访谈汇总页版权声明:本实录欢迎转载。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:腾讯《大师 新万博3.0登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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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陈先生又调回南开来做副校长,他管总务。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右派了,我就不敢去看他,怕给他惹麻烦。有一次我跟玻璃匠一道劳动,玻璃匠到他家里去装玻璃,我当然也去了,就见到陈先生。他说你怎么不来看我?我说怕给你惹麻烦。这样才见到他。以后到文化大革命起来,我们就在那儿拔草。有一次陈先生经过,说这草最好是不要拔掉。见过几次面。后面南开大学有一次纪念他的会上,我就发言。他的儿子后面写回忆录《我的父亲陈序经》,给我寄了一本他父亲的回忆录。我在会上,我说我很对不起陈先生,因为他留我在岭南,我不告而别,就自己离开了。我在南开经济研究所读书的时候,说是经济,里面有政治学,有社会学,有法律,有各方面的教授。陈先生那个时候是研究所主任,他教我们一个课程叫科学方法论,找我们私下谈过话,同他在南开的时候有点接触,不多。但是他可能还是比较了解我的人。我是很佩服陈先生的。他办事的才能很多,他在华侨里面影响很大。他自己在美国读政治学,得了博士学位以后,又到德国继续深造。他不是过去提倡全盘西化吗?其实他是非常爱国的。在那个时候,很多人都离开中国,到美国去,到台湾去。他还去接任岭南大学的校长,这就是很不容易的。他的案子,后面他的儿子写的《我的父亲陈序经》里面写得非常详细,前后的经过,以及后面给他查清楚。陈序经后来不是在南开大学死的吗?那天早晨,他已经住了很小的房子了。他的夫人出去买菜,回来看到他已经死了。何廉跟我的关系是这样。当初我入学不久,也欢送他走。以后就到七七事变前期,我们1936年到天津来,那时天天头上有日本飞机,地下到处是日本兵,也习以为常了。到了1937年南开要放暑假的时候,方显廷有一次就找我,我不是我们这一届的代表吗?他说你们谁在天津有家?没有家的反正我有饭吃,你们就有饭吃。我们才意识到情况很严重。我们本来第二年要出去考察三个月的。然后回来做论文,这时南开大学培养研究生头一年学五门课。我们另外还有两个同学就请求,说我们能不能提前出去考察?方显廷同意了。他给了我们介绍信、旅费,我们预定是到浙江、江西、湖南三省考察地方财政、地方行政。到了南京住了几天以后就知道南开大学被炸了。我们就去见何廉,问他我们怎么办?何廉说既然已经出来了你们就继续考察吧。这是第二次见到何廉。以后我们走到哪里日本飞机就跟到哪里,考察也不成功,就没有考察成。以后方显廷找我到贵阳跟他一道工作。张群民又找我到行政院跟他一道工作,我就到了重庆。以后何廉在三青团中央团部兼经济处的处长,就找我去做秘书。我这时正式跟他一道工作。做了一年以后他就不做了,我也走了。何廉就把我派到农本处。这就是跟何廉工作的一段。何廉找我到三青团中央团部工作,头一句话就说哎呀,青年总是可爱的。后来我考取庚款,1945年在重庆等候出国,跟李锐一道。何廉生日(何廉住在南开中学里面,那时候叫南余中学)就给他祝寿,我就到他家里去了,他留我住了一晚。在那一晚前,碰到杨石先(他以后做南开校长),杨石先就跟我谈了一个晚上,讲办学的事情。这就是最后跟何廉见面。就是说,是何廉把我录取南开做研究生的,又把我带到南开教书的,他在我的生活里面当然起到很大的影响。“何廉要把西方经济学中国化,引进到南开,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。” 南开经济研究所,那时候何廉要把西方经济学中国化,引进到南开,他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。那个时候北大、清华都没有的,他们只有一个经济系。何廉用的教材都是中国化的教材。比如《何廉李锐财政学》,最近商务印书馆又重新给他出版了,在现代学术名著丛书里面给他出版了。方显廷研究的问题也都是中国经济的问题。《方显廷文集》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,头一本就是中国的棉纺织业。所以他想要把他所学的西方经济学的东西,对中国运用,尤其是改造农村。他在南开的时候建立了一个叫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,有燕京,有协和,有金陵,有清华,有南开,几个大学,在山东济宁就搞了一个实验县。我们的头两届研究生就是研究课题,就是为这个实验县服务的。有土地问题,有合作,有地方财政、地方行政,加上一个方显廷的中国经济史。当时是拿美国洛氏基金的钱,我们研究生一个月50块钱的奖金,都是洛氏基金团的钱。洛氏基金团就是Rockwell Foundation,当时是译作洛氏。都是用那边的钱。抗战以后都撤离了。华北农村建设会在贵阳就改为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。在贵州定凡县搞了一个实验县。方显廷找我去工作,就是到这个地方工作。我在大学时学的是行政系,公共行政,它同一般大学的政治系不一样。我们的行政系是政法财经文教都要学,因为你是去做县长,这些东西都得懂。我考经济研究所,学地方行政,地方财政。我考庚子赔款是考行政法,是法律。到了牛津大学,我学的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在一起的一个专业。这些学科,都是通用的。所以,我学的领域是比较广的,有政治、有经济、有法律。欢迎点击进入《大师》访谈汇总页版权声明:本实录欢迎转载。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:腾讯《大师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上一页下一页 [导读]出身贫寒,却获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;解放后被划为“右派”,却在改造期间,翻译了八部共230万字的经济学著作;他70岁开始学习法语、90岁翻译亚当·斯密的《富国论》,100岁撰写《期颐述怀》。 “牛津博士论文的要求,是对知识做原始的贡献。跟国内大不一样。” 在牛津时候的博士论文,当时写的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,副标题是兼与美国和英苏制式的比较。英国的自制领,当时就是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,同这四个国家比较。当时,我做博士论文,想做英国怎么管理经济这个题目。我的导师,他是公共行政的教授,他就说如果你做那个题目,我单独不能指导你,还得找一个经济学的教授指导你。我就怕两个教授指导,谁也不负责,最后得不到学位。所以,我就接受这个教授他给我出的题目,就是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。当时英国有一个教汉学的学者,是英国人。他在重庆多年。他就说你应该做一个中国的问题,许多教授,许多学生目前都做中国问题,这样就能得到学位了。我说我不,我既然过来了,我就做点英国的。我一个中国人去研究英国学问的问题,事后来想,也够大胆的。我论文做完以后,我的导师就介绍我到英国财政部去访问。英国财政部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,它是管理各部的财务、行政,我就提出了20个问题。访问结束了,他就说你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。我就放心了,我这还没有脱离实际。后来我这个论文居然得到了博士学位。因为牛津的博士,我在的时候,只给一半的人,比如说100个人,只有50个人得到学位,还有50个人是得到次一等的学位叫bachelor,相当于硕士。我这个是得到了博士的。所以,还真是不容易。我答辩完了以后,那个时候我不是正要回国吗?英国是导师不能参加答辩的,答辩委员也不是导师请的,是学校里请的,所以他就可以否定你,完全不给你学位。如果是导师请的,导师的朋友,顾他面子怎么也可以给你学位。所以,他就可以有一半人不给你学位。那个答辩委员就说你可以回国了,意思是你得到了学位。我就告诉我那个导师,说得到了学位。他说不一定,我得问问,他马上拿电话一问,说对,是给你学位了。这跟国内大不一样。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。我们都是博导请的人,都是他的朋友,所以没有一个不通过的,都得到了学位。而牛津是一年只给一半的人。所以,他这个博士不是随着可以给的。他的博士论文的要求,是对知识做原始的贡献,适宜于出版。我们国家的博士学位是说你对于知识有深广的了解,那就是说你对已有的知识有深广的了解。他是你对于这些知识,再增加一点,做原始的贡献。所以他的要求比我们的要求高,这是一个特点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导师不能参加答辩。“开头是在政治系,后来政治系取消,就让我办一个财政系。” 我回国以后,开头是在政治系,后来政治系取消,就让我办一个财政系。1949年南开大学解放了,接受军管。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是军管会聘任的。我也是个校务委员,同时又兼天津市财经委员会的委员。解放以后,全国的政治系、法律系、社会学系都取消。南开大学政治系也取消了,南开大学原来我们是政经学院,仿造伦敦学校办的,有七个系八个专业。后来,政治系没有了,我们就改为财经学院,那是解放军的名字。财经学院没有财政系,所以校务委员会就叫我办一个财政系,兼系主任。我就做财政系主任。1949年就成立了。政治系的学生要转到系里来,还有别的系转过来的。从1949年9月起财政系就有一二三四年级。当时一般认为财政系就是政治系改名。我说不对。我说财政系就得像个财政系,你就得教财政课。我就聘了三个教授,当时全国大学的人事是冻结的,不能动,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。我说你让我办财政系,我得请几个搞财政的。所以我就请了陶继侃,李建昌,那是第一班研究生毕业的。他们都是学财政,做财政工作。在国民党财政部里面工作多年。请了一个由美国回来的人,就是这么办了财政系。同时也跟财政部合作。财政部的苏联专家、司局长就到南开大学给学生讲课。我就带着学生到财政部实习。当时也给中国培养了一批财政方面的人才。现在,还在那里工作的还有梁尚敏,现在还在湖北。他也写了很多书。后来因为院系调整了,到1954年,院系调整南开大学财经学院,七个系八个专业统统取消,只留下一个,政治经济学系。就是专教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,其他的都送走了。外贸送到北京,管理送到天津大学,财经送到天津财经学院,统统都取消了。直到后面近几年我们才又办了财政系。就算是原来财政系的恢复,这个财政系的历史够从我1949年算起。“拿整个国家机器的力量对付你一个人,那你没有办法抵抗的。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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